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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舍我與成露茜 / 南方都市報 2010年3月10日

父女獨立報人的一個世紀

摘要:成舍我前後從業近80年,秉承獨立辦報精神,出版過《世界晚報》、《世界日報》《世界畫報》《民生報》《立報》等報紙以及創辦世新大學,是中國新聞史上第一個一人辦三報的人,也可能是20世紀資曆最長的新聞人。

南方都市報:http://gcontent.nddaily.com/f/32/f32d17a18e87b47c/Blog/cb3/52cd9b.html

類別:深度調查 作者:李思磐 原創

發布時間:2010-03-10

版次:AT07

版名:深度周刊 新史記

稿源:南方都市報

少女時代的成露茜與父親成舍我的合影。

1972年,成露茜(第二排左二)從美國歸來,與在美保釣人士一起與周恩來合影。

成舍我個人照。

成舍我在不同時代創辦的報紙。

成舍我全家福。

成舍我前後從業近80年,秉承獨立辦報精神,出版過《世界晚報》、《世界日報》《世界畫報》《民生報》《立報》等報紙以及創辦世新大學,是中國新聞史上第一個一人辦三報的人,也可能是20世紀資曆最長的新聞人。

成舍我的小女兒成露茜,33歲就成為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UCLA)亞裔美國人研究中心主任,任教該校社會系超過30年。1991年從父親手中接掌台灣《立報》,在短短20年間,書寫了自己的報業傳奇。

汪精衛曾派人對成舍我說,只要他向汪寫一封道歉信,就可以收回責令《民生報》永遠停刊的成命。成拒絕,並說:“惟其不怕頭破血流,才配做新聞記者。而且我十分相信,這場反貪汙的正義鬥爭,最後勝利必屬于我。我可以做一輩子新聞記者,汪先生不可能做一輩子行政院長。”

一個用毛筆寫的大大的“俠”字懸挂在台北世新大學大禮堂的入口,讓這一場追思會甚至有些輕盈的氣息。來悼念的人中間,有學者教授,也有台北的外籍勞工代表。追思會的主題並無任何職稱身份,只是簡單而溫情的“再見,Lucie”。

2月27日上午,攜家人默然走進這禮堂、並作為親屬代表發言的,是一位高大的長者——— 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成思危,大家戀戀告別的逝者,是他感情最好的小妹妹,成露茜。

成思危致辭說:“今年1月 27日,我正在瑞士達沃斯出席世界經濟論壇時,傳來小妹成露茜病逝的噩耗。我感到十分震驚和悲傷。71年的往事,曆曆在心頭……這次是我繼1991年參加父親的葬禮後,第二次到台灣參加親人的葬禮。父親教育我們要為理想自強不息,舍小我成大我。將民族、國家利益置于個人利益之上,小妹露茜繼承了父親的精神,我希望我們的下一代,也傳承這種精神。”

成露茜曾經任教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U C LA )社會系超過30年,而 1991年從父親成舍我手中接掌台灣《立報》,才在即將退休的年齡,正式開始她的報人生涯。與她的父親成舍我一樣,成露茜在短短20年間,書寫了自己的報業傳奇。這個故事,仍要從報人成舍我開始。

民國時代的獨立報人

成舍我原名成平,1898年出生于南京下關,因家境貧寒而只讀到初中。這個只有初中文化的少年,卻在十歲時便立志成為記者,因為新聞在那一年,直接改變了他家族的命運。1908年,成舍我父親成璧任安徽舒城監獄典史時,獄中發生一起囚犯暴動(反獄)事件,知縣為了推卸責任,買通地方報紙駐安慶記者制造謊言,顛倒黑白,硬把反獄說是越獄(囚犯因看守人員疏于防範而逃獄),嫁禍于成璧。而上海《神州日報》駐安慶記者方石荪,經多方調查取證,在報上披露囚犯有預謀暴動真相,為成璧洗清了冤情。這一事件,讓少年成舍我意識到新聞輿論的力量,他因此立志要做一名正派、仗義執言的新聞記者。

1913年秋,自學成才的成舍我就有機會進入當地報紙做外勤記者。1916年,18歲的他第一次因言獲罪,因在《健報》上刊登反對袁世凱的文章而逮捕,保釋後逃亡上海——— 此後20多年,牢獄之災成為他報人生涯的某種常態。

在上海期間,成舍我結識了陳獨秀等人,1918年,經陳獨秀,李大钊薦舉,成舍我考取北京大學國文系,並由李大钊介紹,晚間在《益世報》任編輯和主筆,半工半讀。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他署名《成舍我》在《益世報》上發表了題為《安福與強盜》的社論,抨擊北洋軍閥政府當局。該報因此被停刊三天,總編輯潘雲超也因此被判刑一年,但報紙銷路卻因此驟增。成舍我不但沒有被解職,反而代行總編輯職。

讀書期間,成舍我不斷籌辦新聞出版實體,卻多因資金問題夭折。他利用在采訪中結識的社會權貴和名流的關系,以僅有200元大洋的儲蓄,于1924年出版了《世界晚報》,1925年又相繼出版《世界日報》和《世界畫報》———他也成了中國新聞史上第一個一人辦三報的人。

在《世界晚報》創立之初,成舍我確定了四項宗旨:言論公正、不畏強暴、不受津貼和消息精確。對于成舍我,報紙是“自我的喉舌”,更是“社會大衆的喉舌”。

成舍我辦報,打破大多數報紙把政治新聞作頭條的慣例,常常把一些讀者感興趣的地方新聞、社會新聞、教育新聞放在頭條;在做標題方面,他講求詞句驚人,字號特大,排列醒目。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一連四天,《世界日報》每天都以頭版的全版刊載有關慘案的新聞,和劉和珍等烈士的遺體照片,揭露慘案真相。第一天用大字標題標出《段政府果與國民宣戰矣》,第二天的標題是《吊死扶傷,哀動九城》;還發表署名“舍我”的時評《段政府尚不知悔禍耶》,提出段祺瑞政府應引咎辭職,懲辦凶手和撫恤死難者。

如此“不畏強暴”的辦報宗旨,險些招來殺身之禍。1926年是北京報界的血腥之年。4月26 日,奉系以“宣傳赤化”罪名槍殺《京報》社長邵飄萍,翌日《世界日報》便用《邵飄萍以身殉報》的醒目標題在頭版頭條刊載了這一消息。8月7日,在殺害《社會日報》主編林白水的第二天晚上,軍閥張宗昌又派憲兵逮捕了成舍我,後經後任北洋政府總理的孫寶琦出面保釋,成舍我才得以生還。獲釋後的成舍我,在第二年再次出走南京,與李石曾共同創辦了小型報《民生報》。

“九一八”事變發生,成舍我又忍不住發言,發表了題為《國人抗日應有之認識》的社論,揭露日寇侵華之暴行,指出“不抵抗三字,直可為民族崩潰之別解”。而《世界日報》不斷發出“國民黨應結束黨政,還政于民”、“公開政權,建立國民聯合政府”、“對中共采取較寬容政策”和“確立抗日聯合戰線”等言論。此後他被拘捕、停刊多次。

成思危小時,聽母親蕭宗讓說,成舍我在南京辦《民生報》時,曾有記者采訪到汪精衛的親信、行政院政務處長彭學沛貪汙渎職的劣迹。當時汪精衛是行政院長、國民黨副主席,權勢很大,彭學沛又是蕭宗讓姑父,因此有些親友勸其不要刊登這一消息。但他認為主持公道是報紙的職責所在,還是在報上公開揭露。汪精衛大怒,讓彭學沛向法院控告成舍我和《民生報》妨礙名譽。在法庭上成舍我親自答辯,終于迫使對方撤訴。但汪精衛懷恨在心,拘禁了成舍我40天,並責令《民生報》永遠停刊。

成舍我被釋後汪精衛又派人對他說,只要他向汪寫一封道歉信,汪就可以收回成命。成拒絕,並說出中國新聞史上的名句:“惟其不怕頭破血流,才配做新聞記者。而且我十分相信,這場反貪汙的正義鬥爭,最後勝利必屬于我。我可以做一輩子新聞記者,汪先生不可能做一輩子行政院長。”

1935年,成舍我在上海創立大衆小型報《立報》,正式提出“報紙大衆化”、“以日銷百萬為目的”的口號。在《立報》發刊詞《我們的宣言》中,成舍我對大衆化與“資本主義國家”作了區分:“我們的大衆化,卻要准備為大衆福利而奮鬥,我們要使報館變成一個不具形式的大衆樂園和大衆學校。我們始終認定,大衆利益,總應超過于任何個人利益之上。”

《立報》內容豐富,定價低廉,一年以後,銷數突破十萬份大關;到1937年11月上海淪陷宣告停刊時,發行量最高達20萬份,創中國日報最高紀錄。

離散于時代的鐵蹄

抗日戰爭爆發後,北平、上海相繼淪陷,成舍我舉家逃往香港,1938年又在香港創辦了《立報》;他在報紙上成功預測了日美爆發戰爭,然而戰爭的結果是香港淪陷,報紙停刊。之後,他在桂林創辦了世界新聞專科學校,桂林失守後他又在重慶創辦了《世界日報》。獨子成思危還記得父親屢敗屢戰的那段艱難時光———譬如,全家搬到辛苦興建的新校舍剛一天,就因日軍進攻桂林而逃往重慶。

1939年,幼女成露茜在香港出生了。成露茜兒時記憶中的父親,總是作為抓捕對象,帶著一把牙刷先行逃離,而母親則帶著三個孩子,混迹于難民隊伍,去與父親會合。

抗戰勝利後,成家難得有一段平靜時光。成舍我收回了部分資産,在1945年底複刊了《世界日報》和《世界晚報》。然而,很快,國共戰爭爆發,1948年底,成家返回香港。成舍我和一群被稱為“第三勢力”的知識分子來往,于是滯留香港而未隨國民黨去台。北平和平解放時,成舍我的世界日報被當做國民黨系統的報紙沒收了———這是促使成舍我日後前往台灣的主要原因之一。

就在成家居港期間,1951年10月,16歲的中學生成思危,背著父母,聽從共青團地下組織的命令,走過羅湖橋,追尋他心目中的理想而去。次年,成家移居台灣;此後20年,一家人分隔兩岸音訊杳無。

在台灣的白色恐怖時期,作為“立法委員”,成舍我直言依舊,要求保障言論自由,被蔣介石認為不可靠,在報禁時代沒有得到辦報許可。退而求其次,成舍我于1956年創辦了“私立世界新聞職業學校”,後改制為“世界新聞專科學校”,也就是今天世新大學的前身。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黃德北告訴南都記者:“從舍我先生開始,世新有兼容並包的傳統。當時的許多異議人士,都被世新延聘為“教師”。當時,統派王曉波、陳鼓應、“獨派”李筱峰;辦《大學》雜志,曾經大力鼓吹國會全面改選的陳少廷;與國民黨決裂、投身“黨外運動”的張俊宏;因雷震案一起被捕的馬之骕、傅正……成舍我不顧情治單位的警告,毫無忌諱地接納這些政治取向各不相同的學者。資深記者陸铿說:“他一生辦報、辦新聞教育最自豪的事就是沒有接受過任何方面的津貼與資助。因此,可以抵制任何勢力的幹擾。”

成舍我在子女教育上也貫徹了“獨立精神”,他對子女,不幹涉職業、婚姻和政治傾向;成家子女個個都很優秀。大女成之凡是藝術家,定居法國,曾三度競選法國總統;二女成幼殊,不僅是解放前的中共地下黨員,還是獲得魯迅文學獎的詩人,出使聯合國、印度的新中國第一代職業外交家;三女成嘉玲,美國夏威夷大學經濟學博士,曾任台灣東吳大學商學院院長,現為世新大學董事長;小女成露茜,美國夏威夷大學社會學博士,33歲就成為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亞裔美國人研究中心主任。

中美文化交流使者

1972 年,“乒乓外交”之後,中美關系開始解凍。當時已經是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亞裔美國人研究中心負責人的成露茜,受父親囑托,穿了件藍衣服、買了一個書包,從香港過羅湖,北上尋找斷絕聯系的兄姐。

這次陌生的旅途收獲頗豐。與美國保釣人士一起,成露茜在人民大會堂見到了周恩來。大家走了之後,周恩來留下她,問了成舍我的近況。周說:“請你轉告你父親,我們都錯了。”周指的是解放後將成舍我定為“人民公敵”和“官僚資産階級”。而即將改革開放的中國,歡迎重新被定為“民族資本家”的成舍我。

這直接改變了一度被貶去燒鍋爐的成思危的政治處境,化工專家成思危不久就被調往北京。在成露茜追思會上,成思危回憶說:“1972年,小妹露茜到北京,經周恩來總理幫助才找到我。在北京飯店見面那天,身處逆境的我,聽到小妹一聲‘哥仔’的親切叫聲,喚醒了我麻木多年的親情。此後,她帶給我們許多雪中送炭的幫助,包括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她幫助許多今天頗有成就的人赴美讀書。”

對于剛剛開放、百廢待興,而又有著某種社會主義精神氣質的中國,成露茜倍感關切。她與中國大陸官方建立了良好的互動,每次回大陸,鄧穎超都請她吃飯。她與後來的海協會創會會長汪道涵曾合作辦學。在“文革”之後,中國學術界急于與英文世界接軌,當時國內籌備將大批學者送往美國學習英文。當時的學者出國,需要在美國專程學習一年英文,花費昂貴。成露茜用自己在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的資源,派來美國應用語言學專家,與中國院校和學術機構合作辦語言學習中心,讓學者們在國內學語言,同時讓國內的語言教學人才赴美進修,這樣既節省費用,效果又好。實驗在中山大學和中國科學院相繼成功,成露茜繼續借助福特和露絲基金會的資金,為中國社科院建立了語言培訓中心。來上語言課的美國專家,都是美國國內著名的曆史、社會學和法學教授。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郭于華曾經在上世紀90年代初參加中國社科院和U CLA合作的語言學習班。她對學習班的印象是:“那個班,很多課都是講美國文化、美國的政體,更多信息是關于西方社會的文化價值、思維方式和法律制度上,這個收獲其實不單單是一種語言工具的學習,更像一種啓蒙。”

中國社會學會名譽會長陸學藝在任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所長期間,與成露茜有較多合作。他告訴南都記者,成當年致力于中美學術交流,“我們的年輕人出去,她幫了很多忙,她的會議,我們也去參加。她對中國社會學的重建和發展出了不少力氣。”

女承父業,接掌《立報》

1988年,台灣報禁開放,成舍我已是九十一高齡。他當即創辦台灣《立報》;不過此時,台灣報業市場已經形成中時、聯合兩大財團。盡管報紙空間有限,成舍我甚至還自己出去跑新聞。1991年,成舍我辭世時,上了第一個福布斯台灣富豪榜,但他最貼切的身份,可能是全世界最高齡的辦報人和最高齡的記者,前後從業近80年,他也成為資曆最長的新聞人。

姐姐成嘉玲將父親創辦的“世新”擴大為大學,冥冥中似乎早已注定成露茜要從父親手中接過報業的夢想。她曾接受采訪說,“我從小就崇拜我的父親,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笑,都是我模仿的對象,跟著他看書、寫字、搖頭晃腦抑揚頓挫地朗誦古文;他愛昆曲,我也喜歡昆曲;他愛散步,我也喜歡散步;他愛吃花生米,我也喜歡吃……小時候我常說:‘長大了,我要像我的父親’。”成露茜小時候,每天陪父親看自家報紙,找到錯字用紅筆圈起來,可以發一元獎金。

接掌《立報》之後,成長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民權運動時期的成露茜,對逐漸走向民主化的時代背景下,知識分子和媒體的作用,進行了深入思考。她最愛質問的是:為何人們習慣對強者認同,對弱者卻無所感覺?

她撰文指出:“資訊自由在市場經濟的運作下,也會有妨礙民主化的趨勢。大衆傳播從政府的控制釋放到民營,一般必定會移轉為財團所擁有。社會上占優勢的族群和階級,很容易驅使媒體為他們的利益服務。有錢有權的人,往往成為媒體爭相采訪的對象,他們的意見和看法,可以得到充分的報導。相反,一般民衆很難獲得媒體的青睐……這些人的意見,如果不是以很聳動或激烈的表達方式,而得到負面的報導,最多只能在‘讀者投書’、‘聽衆回響’等十分局限的版面或時間中出現。”

世新大學口語傳播系副教授夏春祥認為,成舍我父女辦報,雖是在20世紀開端和末期不同的社會背景下,卻有著複雜的對應和聯系。“她一直覺得,媒體存在的目的不是為了某個財團或者公司,而是社會進步;這與她父親的思想是一致的。”

因此,成露茜辦的全部是“另類媒體”。她曾經在學術會議上如此定義另類媒體:“另類媒體認為智慧財産是公共財,反對它的私有化,自己也開放智慧財産權;它提倡DIY,任何人都可以做媒體,說自己的話唱自己的歌;它力主‘去制度化’:讀者也是作者,意見同樣重要;它是多元的。最重要的是,“它不要反映社會上已經很大的聲音,而是讓許許多多還沒有發聲的人用自己的形式發聲。”

她辦了台灣第一份免費周報《破報》,這是一份大陸讀者很難想象的“孽世代”青年文化周報,其中包羅萬象,惡搞、實驗藝術,地下音樂、女性藝術等邊緣文化,和環境、性別人權、教育改革、勞工權利等社會議題……幾乎一切在資本世界裏、一切勝者通吃的規則都在這裏被討論、質疑和嘲諷。簡單來說,這是一張有理想、有人文關懷的“社運青年”的報紙,十幾年來,卻一直有著較穩定的讀者群。來訪的大陸傳媒學生對這份報紙一律覺得驚訝,夏春祥只好如此解釋:“其實台灣不是你想象中的鐵板一塊,有不同族群、性別和世代之分。他們都有自己的聲音,《破報》就是這樣的一個體現。”

“另類”和“多元”的精神

這種另類的辦報精神,跟成露茜的辦學精神一脈相承。

1997年,世界新聞傳播學院擴充為大學,社會學出身的成露茜負責創辦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成露茜認為,知識分子的獨立性最重要。“政治愈混亂,統治者及企圖統治者就愈重視知識分子。同樣的,這時人民也愈需要知識分子……獨立的知識分子絕不是、也不可能是自絕于社會的‘士’,而應是不依附于官僚黨派金權體系,不被這個體系‘收編’的群體。他們是投身社會、循著知識的邏輯對一切永遠懷著質疑態度的‘新士族’。”

“Lucie在美國的時候,做過華人制衣工人的組織工作,由此看到了研究與實踐結合的可能性。她認為只靠知識分子不能改變社會,除非跟實踐結合,跟基層人民的生活結合。”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女性移民草根組織南洋台灣姐妹會組織發展委員會召集人夏曉娟說,“她認為社會發展不是濟貧,而是應該激發基層群衆的能力,改變不公平的社會結構。”

成露茜和同事們確定了社發所的宗旨:“有學有術、實踐基層、回歸理論、再造社會”。此時正是台灣解嚴之後,隨著“黨外”力量走進體制化參政,上世紀90年代中期之後,一度轟轟烈烈的台灣社會運動沈寂下去,“Lucie設立這個研究所,要求師生都有批判的意識和關心弱勢的取向,就是希望那些社會運動和 N G O的組織者,得到充電和知識的補充。”黃德北說。這個研究所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就是不僅僅是“思想的左翼”,還必須付諸行動。學生們有一門必修課就是參與社會運動;街頭抗議上,老師會和學生一起出現。社發所的學者們都親身參與自己研究相關議題的組織工作,夏曉娟就前後做了15年外籍配偶的社會運動,幫助外籍移民熟悉中文,並抗議不公正的政策和歧視,並參與修改了相關法例。

在世新大學傳播學院院長任上,成露茜也根據“另類” 和“多元”的精神,改革教學方法。譬如將各專業學生集中起來,學習不同專業的媒體技能;而期末的考試,則是讓學生自由地、不依托任何現有媒體單位去制作作品,然後以“奧斯卡頒獎禮”形式,對全學院發表。

上世紀90年代以來,台灣社會來自東南亞的外籍配偶和勞工不斷增加,而這些移民和移工語言不熟練、常常遭受社會歧視,加上台灣之前的移民政策,對他們有許多苛刻、不人道的規定,他們的人身權和勞工權利,得不到平等保障。2006年,有越南求學背景的《立報》老員工張正,被成露茜找來辦一份越南文的《四方報》;之後,泰文的《四方報》也創刊了。這份報紙接受移民、移工用自己的母語投稿,甚至插圖和封面也是移民自己畫的。辦這份報紙的時候,成露茜已經罹患了骨癌。張正對南都記者說:“上海《立報》的宗旨是‘大衆樂園’——— 大衆講話的地方,讓平常沒有機會講話的人有機會表達;而Lucie更加極端,她讓不會講中文的人自己講話,而不是讓別人代言,更超越了她爸爸,也超越了階級和族群。這種為移民辦報的方式,在中文世界是絕無僅有的。”在台灣22萬越南移民中,越南文《四方報》發行量已經達到2.2萬份,收支也大致平衡。

夏春祥認為,當年成舍我辦報以“世界”命名,表達了成舍我在當時不被政黨政治左右的無政府主義傾向,“世界主義是那一時期無政府主義者的獨特關懷。”“世界主義”贊同多元並處,平等建立社會契約。而成露茜的辦報實踐,則貫徹了這個“世界主義”的精神。她曾經描述“新的新聞工作典範”:“它是多元的,不是單一的,它只要求新聞從業人做人,而不再要求他們做‘超人’。它是協商的,不是威權的,它不是政府制定的、財團和媒體老板決定的,而是社會中 Stakeholders(持股者,利益相關人)協商而來的。它是在地的,也是全球的,是台灣公民社會的機制,也是全球公民社會集結的機制。”

夏曉娟記憶中最深刻的是,60多歲的成露茜,老會說:“我常常想我長大了該做什麽。”夏曉娟如此理解:“很多人回想年輕時代,總會說當初的理想是不懂事;Lucie從未懷疑過她年輕時代的理想,她只是覺得理念和實踐可以結合得更好。透過這樣的一個人,我們應該想想自己要過怎樣的人生。”

□ 采寫:本報記者 李思磐

圖片提供: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 成露茜博士紀念網站 越南文《四方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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