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仍難以接受Lucie已離開我們的事實！直到過世的前一天，手邊還滿滿行程和計畫的她，怎麼會就這麼瀟灑地離去？！
Lucie離開後，熟悉Lucie的朋友之間交互的聯繫著，驚訝、悲傷，我們分享著自己在接獲消息當下的種種翻騰的情緒，不捨、遺憾，還有更多未曾說出的感念。我們揶揄自己像是在做集體治療，彼此激勵要將Lucie帶給我們的理想與精神召喚，延續下去，希望自己也能學習Lucie，知行合一、至死不渝。
世新大學和台灣立報社的朋友，在極度傷慟後，很快地強打起精神，暫時擱置了波濤洶湧的情緒，思索著該為Lucie做些什麼。立報旋即架設了紀念Lucie的網站，各式各樣追憶Lucie的文章和訪談記錄如雪片般紛飛而來，而透過這些背景殊異的作者的文字，我才一點一滴地拼湊出Lucie精彩而多元的面貎，也終於理解自己為何對Lucie的離去有如此難以形容的悲傷。原來，Lucie對我們的意義不僅僅是個德高望重的教授、同事，更是個一路身體力行，用行動闡述她的理想，用實踐豐富她的生命的先行者。她的離去，帶給我們的不僅是無限的懷念，更是許多面對自己生命意義的課題。
在紀念Lucie的網站上，除了有同事和親友的不捨與懷念外，更有不少是與Lucie僅是數面之緣，甚至是素未謀面者，表達他們對Lucie的感謝。南洋台灣姊妹會的泰國姊妹雅青說的很貼切：「我們雖然和Lucie不認識，但她做的很多事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像是四方報就是很多新移民和移工的發聲管道！」
很多人說Lucie是個關懷弱勢的學者，我認為這句話只說對了一半。除了關懷，Lucie更重視機制建立(institution building)，她認為社會變革不能僅依靠一時的熱情和隨機的因緣，更需要建立機制，才能不斷再生產出投入社會變革的下一代，也因此她積極投入研究和教學機構的創設，以及教材的研發和出版。
在多數人對大眾媒體的惡質極度不滿卻束手無策之際，Lucie致力於打造另類媒體空間，從「立報」、「破報」，以及越語和泰語的「四方報」，在沒有商業資本支持下仍堅持批判、社運、弱勢發聲的辦報立場，無懼於台灣極度扭曲的媒體環境，視辦報為打造讓有志者能「實驗」、「實習」和「實踐」的育才事業。
為了能更有機地再生產社會改造的下一代，一九九七年，Lucie在世新大學創辦以「有學有術．實踐基層．回歸理論．再造社會」為宗旨的社會發展研究所，這是Lucie常說的，她人生中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因為這是一個在台灣，甚至可能是全世界，首創的研究所。
社發所的創設構想與Lucie在美國企圖結合理論與實踐的經驗有關。Lucie在1970年取得夏威夷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後，歷經種族與性別歧視的求職經驗，終於取得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教職。一九七二年，Lucie獲聘為亞美研究中心(Asian American Study Center)的主任，受一九六０年代狂飆的社會運動影響的Lucie，思想開始左傾，她不僅沒有為保住難得的飯碗而甘於做個順服的「模範少數族裔」(model minority)，相反地，她不斷與學校鬥爭，以建立論述和實際抗議行動並重的方式，爭取亞美研究的教學與研究資源，奠定了亞美研究中心獨樹一格的標誌。
在亞裔研究未獲認可的年代，Lucie不斷衝撞體制，不僅爭取了亞裔、少數族群研究和教學的資源，更開創了結合研究與實踐的基進取向。首先，她動員學生，與中國城的社區結合，以解決社區問題為問題意識的起點，展開研究課題，再以研究成果為依據決定實踐方向與方法。經過紮實的調查分析後，決定以合作社方式切入在中國城的組織工作。合作社初期發揮了很好的組織動員作用，但在經營成功開始有盈餘後，反而出現危機：社區居民與亞美中心等非社區居民的組織工作者對於合作社盈餘的運用有不同意見，亞美中心認為合作社的發展已與其理想遠離而決定撤離，不久合作社便宣告結束。Lucie從此次失敗經驗體認到「知識份子靠不住」的重大教訓，但同時也看見研究與實踐確實可以結合，並能發揮重大作用。從實踐經驗總結，Lucie認為知識份子自身並無法改變社會，唯有透過社會實踐才能對社會有所貢獻，此一鮮明的立場展現在她一生的各種結合研究與實踐的嚐試中。
Lucie並不因重視社會實踐而貶低研究的價值。相反地，她認為必須建立紮實而具開創性的論述才能顛覆既有的學術霸權。她在亞美研究中心組織了許多具劃時代意義的出版與研究計畫。中心出版的第一本書《Roots: An Asian American Reader》，為首創的亞美研究教科書，而Amerasia Journal至今仍為亞美研究最重要的學術期刊。對Lucie而言，學術就是政治，論述亦是鬥爭的重要手段，1976年亞美中心便出版《Counterpoint: Perspectives on Asian America》，介入越戰的議題，討論越戰與美國長期以來對亞裔的壓迫和剝削之間的關係。
此外，Lucie早就洞悉移民研究只有男性視角的侷限，在開展亞美研究中心的同時，著手進行一項艱巨的研究課題，從散落在圖書館檔案室、墓碑、家書…等不起眼的線索，抽絲剝繭地論證出，十九世紀的美國資本社會如何剝削來自中國的「妓女」以促進資本積累。這項研究，不見容於當時的華裔社群，甚至收到恐嚇她的信件，Lucie仍獨排眾議堅持完成此研究，並於1979年於女性主義與婦女研究的重要期刊Signs上發表的＜Free, Indentured, and Enslaved: Chinese Prostitutes in 19th Century America＞，成為是性別與移民研究的社會學經典著作。而此項研究實為Lucie另一項開創性研究課題的一環。在同化論、推拉理論當道的移民研究領域，Lucie率先以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與世界體系的觀點，分析跨國流移，1984年與Edna Bonacich聯合編著的《Labor Immigration Under Capitalism》被譽為具有高度理論價值與開創性的移民研究經典。
Lucie擔任亞美研究中心主任一職長達十六年，但終於因原有的理念不敵日益保守的學術環境而辭職。走過亞美研究中心的黃金時期後，Lucie對美國日趨保守的學術與教學環境感到沮喪。一方面，她不滿於只強調critical thinking卻沒有實踐的研究與教學取向，更不甘心於一九七０年代左翼在美國發展出的實踐模式，二十多年後，不僅未遍地開花，反而失去動力。另一方面，在一九九０年代初期回到台灣後，常聽聞台灣的社運朋友抱怨缺乏有進步思想和實踐力的年輕人，而台灣的發展已出現各式各樣的議題，需以新的思維與方法來探討。Lucie因而企圖在世新大學建立一個她心目中理想的研究所，將社發所建構為一個培養兼具批判思考與實踐能力的教學機構。為達此目標，Lucie設計了核心的「定點實習」課程，要求學生以較長而密集的時間與某個社運組織或弱勢團體合作，推動或協助所需的調查和行動方案，而所選擇的實習地點必須是學生不熟悉的場域，因為Lucie認為知識份子必須被改造，而改造的最有效方法是遠離慣性。
然而，這個標舉結合理論與實踐的世新社發所的成立並不順遂。Lucie最早於1994年便向教育部提出申請，但審查委員認為社發所的內容向不脫社會學的範圍，而未予通過。Lucie一方面堅持社發所的特色，一方面不屈不撓地多方探詢社會學界大老意見，並想方設法地解釋社發所並非傳統社會學所，突破教育體制與專業壁壘的限制，終於在1996年再次提出申請時獲得許可。即使在成立後，社發所也不被學界看好，Lucie常笑說她被社會界的朋友取笑和潑冷水，而我剛進入社發所時，也曾受到幾位善意關切的社會學前輩「勸告」，擔心我跟著Lucie是「誤入歧途」。
不顧外界質疑的眼光，Lucie仍堅持理想，並相當有意識地將世新社發所的英文名稱定為“Social Transformation Studies”，而非社會學界所認定的次領域”Social Development Studies”，清楚地標示其致力於社會變革的理想，延續她在亞美研究中心投身結合研究與實踐的經驗。
Lucie走了之後，我和社發所幾位畢業生談起Lucie對我們的影響，我們問自己：如果Lucie沒有創辦社發所，現在的我們會是什麼樣子？這些畢業生說，如果不是社發所，在主流教育環境下無從深刻認識左翼思想與社會運動，更不可能堅持理想至今。而我，如果沒有Lucie，現在大概和絕大多數的大學教授一樣，躲在象牙塔裡想像社會該如何改造，只敢私下抱怨升等考評的種種荒謬而不敢做些不一樣的事。
Lucie走了，我們才意識到Lucie為我們撐開了偌大的空間。因為她，我們才有機會思考和磨練基層組織工作和培力的理論與方法，也因為她，我們選擇了一條更有意義且色彩繽紛的人生道路。
非常慶幸自己在一九九六年因社運前輩蔡建仁老師的引介而再次見到Lucie。第一次見到Lucie是一九九三年，在Lucie創辦的北美華人社會學會(North American Chinese Sociologist Association, NACSA)的First Scientific Conference on Gender Issues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ies。那時才剛拿到碩士學位的我，看到滿場飛舞、受尊崇的Lucie，壓根不敢向前跟她說話，沒想到，會議的閉幕式意外地從Lucie手中領到最佳學生論文獎。一九九六年再次見到Lucie，我才第一次與她交談，並驚訝地受她邀請在次年拿到博士學位後一起參與社會發展所的創辦。就這樣，向來難以跨越敬畏師長的心理障礙的我，非常幸運地成為Lucie創立社發所的同事，這也成了為我事／志業定調的最關鍵的幸運。
社發所的創設是個偉大的夢想。但到底要怎麼做？沒有前例可循。於是，我們做了各種實驗。這個前瞻性的夢想，在創所階段，確實吸引了不少有共同理想的學生。當時Lucie仍是UCLA的教授，台北、洛杉磯兩地奔波的她，沒有太多心力和時間投注在她創辦的社發所。很多時候，只有我一個人與一群異質性極高的學生日夜攪和，我們常通宵達旦地討論大小事情和籌辦活動，像是舉辦「亞太婦女的吶喊」、「原住民學苑」，「遊民工作坊」，還有編寫國際合作手冊等等。有學生說當時的社發所像是搞學生社團，不像是研究所。在那裡，我們每天有新的夢想，也有新的實驗。但在實驗過程中，產生不少磨擦，甚至衝突，我也曾為了所務發展數度向她嗆聲。德高望重的Lucie卻從沒有因為我對她的工作方法不認同而不高興，反而總是很認真地聆聽我的想法，並放手讓我去做我認為該做的事。這一切，我曾覺得那麼理所當然，直到某位記者為了寫Lucie生前事蹟的文章訪問我時反問：「你說Lucie放手讓你去做，那她是否曾事後對你做的事不滿又再干涉你做的事？」我才很認真的回想，真的，Lucie真的給了我無限的空間；作為一個主管，她展現了無比的擔當，就算學校或其他單位對我們在社發所做的事不為然，她從未回頭對我指指點點，也從未說她為我們擋下多少子彈。
認識Lucie的朋友都對她的正字標記笑容印象深刻，但在社發所開始的那幾年，或許是Lucie與學生的互動時間太少，或許是大家和我一樣，對師長總有那麼一點敬畏，甚至忍不住的想反叛，使得總是掛滿笑容的Lucie，卻讓學生卻步。「看不懂她到底在笑什麼？！」是當時某些學生對她的評語。
為了拉近她和學生的距離，我常邀學生在子夜立報下班後，找Lucie吃宵夜。漸漸發現，原來Lucie很愛跟學生聊天，原來她的笑容不是佯裝親切，而是真的享受一切新鮮事務。某次主持社發展講座時，Lucie覺得座椅太高，但試了幾次，總找不到調整座椅的機關，一位學生上前按了一下，座椅立即「咻」的一聲下降到她喜歡的高度，Lucie像個小孩似的開心叫著：「呵呵，好好玩，再來一次！」另一次講座開場時，當時已過六十的Lucie說：「我到現在還在想，我長大以後要做什麼？」引來全場哄堂大笑。
原本以為Lucie是尋大家開心的，但隨著與她共事機會的增加，我才意識到她真的一直在思考「我長大以後要做什麼」。社發所、立報、破報…永遠是她工作清單的一小部份。記得一次社發所所務會議前，Lucie一進辦公室就急著分享她的重大發現：「我終於發現，一個人不能同時做二十件事情！」惹得我和當時的所辦祕書正慧又好氣又好笑的回嗆她：「你現在才發現啊！？」被我們回嗆的Lucie，完全不以為意，如她自己說的，「Deep down, I am still a baby!」
Lucie永遠抱持赤子之心面對周遭事物，也常有驚人之語。對於aging，Lucie也有非常另類的想法。她曾很得意的告訴我，早在大家意識到人口老化問題的嚴重性前，她就「預言」這將是台灣要面對的重大課題之一，也早在一九九七年就出版《摩登的成熟系列叢書》。她反對把aging看成是一個漸漸衰老無力的過程，「摩登的成熟」貼切地反映了她的主張：始終保持active，直到身體無法支撐時突然drop!
一月二十七日，得到Lucie突然離開我們的消息，腦海浮現多年前Lucie得意地述說她對aging的看法，不禁佩服，她的一生，果真是言行合一，一路身體力行到底啊！
在Lucie身上我們看到一種大無畏的氣魄，她對於只會喃喃抱怨而不敢做些什麼事的人常感不耐，她總會反問：「那你覺得我們可以做點什麼？」她的尖銳提問，常讓人膽怯，以為她老愛找人麻煩。和她共事久了，才瞭解她的提問不僅在於激勵我們行動，也同時是她對於自己的提問。Lucie始終以一種無形的方式傳達她的信念：拒絕宿命，勇於戰鬥！
Lucie走了，我才有機會在紀念她的網站上看到她的口述歷史，發現很多她以前未曾說過的傳奇事蹟。她不是個愛吹噓自己當年勇的人，偶而提到某些口述史中提及的事，也是以一種探究某個有趣事件的口吻玩笑似的帶過。細讀Lucie的口述史，最讓我感動的不是她那些數不盡的「豐功偉業」或是傳奇事蹟，而是她始終如一的冒險犯難，鍥而不捨地摸索、創造一種「研究」與「實踐」结合的方式，雖然這些嚐試中充滿挫败、失望、孤獨、不成熟，但她總是正面地迎戰，思考下一步的可能。
許多與Lucie同樣在一九六、七０火紅的革命年代成長的知識份子常以「年輕時天真幼稚」而輕率地否定了自己曾擁抱的理想、便宜行事地合理化現今自我與世俗的同流。Lucie從未否定自己年輕時的理念和夢想，而是不斷在挫折和失敗中重新站起。也正是這種拒絕輕率地否定年輕時理想的意志與精神，使Lucie的離去攪動了我們後輩難以形容的情緒，以一種超越僅是懷念德高望重的教授的心情和思想，回憶Lucie帶給我們的種種。
Lucie卸下社發所所長職務，轉任傳播學院院長後，因為少了社發所事務的共事機會，和她見面的機會也少了許多。但是，每年總會有那麼一兩回，Lucie會捎個信，或是打個電話問我最近好不好，要我有空去找她聊聊。Lucie對晚輩的提攜不是傳統的「照顧」，而是給予充分的拓展空間，並在不經意時，讓我們知道她的關心。有一回她從國外回來，說是要送個東西給我，因為她一眼見到那個東西就想到我。那是一個貼在冰箱上的磁鐵，上面的圖案是個看似北美原住民模樣的女孩，頭戴羽毛，手握弓箭，騎馬奔馳。不懂Lucie為何看見這個磁鐵就想到我，而這件事，也一直忘了向她求證。現在再細看這個磁鐵，卻更像是看到了 Lucie，一直是那麼充滿活力與赤子之心的奔騰著。去年，我人生最挫折與沮喪的一年，Lucie在百忙中主動找我談了十來回，溫柔但堅持地，硬是要我堅持下去。也是湖南騾子脾氣的我，也很堅持地跟她就這麼僵持了十來回，最後仍因為她兩句打到我心裡要害的話，給了Lucie我的承諾。而Lucie在電郵中短短幾句對我實踐和研究的評價和鼓勵，像是一劑強心針，讓我再度不顧一切的繼續向前。
幾年前，得知Lucie重病，我卻從不想去探病，因為我知道，Lucie希望我們看見的她永遠是神采奕奕的，就像是磁鐵上的那個永遠在奔馳的女孩，也相信意志力堅強的她，一定會很快就康復的。果然，經過一段時間，她又以滿臉的笑容和無限的活力出現在我們的眼前，一方面笑談她的醫病經歷，一方面談著許多新的想法和計畫。這一回，Lucie跌破大家的眼鏡，沒有像以前那樣，再次戰勝病魔，繼續同時做二十件事，思考長大以後要做什麼。偶爾，憶起Lucie在一月二十七日給我們的震撼彈時，我彷彿看見她那正字標記的捉狹表情和金嗓子高調聲音，揶揄地說：「耶！你們沒想到吧？！哈哈！」然後繼續興高彩烈地告訴我們，她接下來要做哪些有意思的事。
雖然來不及趕在一月二十七日前當面向Lucie說出對她的無限感謝，但我知道Lucie始終明白，她創設的許許多多機制，早已撥下無數的種子，未來就看我們這群曾受提攜和啟蒙的後輩如何擔當起來，繼續發芽、茁壯，並撥下更多的種子。
現在，該換我們思考：「長大以後，我們要做什麼？」
夏曉鵑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所教授 (刊登於《台灣社會學通訊》68期別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