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在見不到妳時，才想到用這傳統的方法與妳說說話。每回寫信給妳，不是向妳報告學習進度，就是自我改造的懺悔。但說實話妳回信的次數不多，不是簡短地回覆知道了，就是當頭棒喝地要我別發懶病。無論是想從妳那兒得到讚許、諒解、同情乃至安撫的情緒，從不曾被妳滿足過，往往還被妳倒打一耙。頭七那天在善導寺幫忙著，剛巧經過妳姊姊身邊，她開心地告訴我：「順星呀，昨天我夢到 Lucie了！」問了夢境，妳還是什麼話也沒說，只露出讓人摸不著頭緒的微笑。妳呀，對人都是一個樣，即便在夢境中還是吝於給任何回答。答案是要自己動腦想、用手找的，是吧！

但妳可知道，妳這種不給任何解答、講究獨立思考的處事方式，可害得許多人不知所措、慌亂莫名。留下的發展計畫要如何持續？進行一半的研究與工作該怎麼接手？行事曆上所記載那些雜亂無章的諸多瑣事，彷彿存在著一致性，但妳真的是這樣構想的嗎？各自揣摩的推論與猜測又是否偏離妳的規劃？一年來類似的困惑與對話，反覆地在親近妳的周遭人等身上演出。尤其是妳姊姊，不斷抓著蘭琪與阿英，詢問哪些事是妳一直掛念在心的？不厭其煩地找魏瀚老師商討《立報》該如何經營，更一肩挑下《傳記文學》發行人的職責。看到這位總與妳意見相左的姊姊，分毫未減、二話不說地接下這些重擔，我想妳一定又是竊笑不已吧！

其實許多人和董事長一樣地焦慮，總想替妳做些事，但又深怕做出來的成果違逆妳的心意。但既然妳從不回答好或不好，於是我們學會一種方法，就是動手去做吧！現在進行式的讓它持續下去，未來完成式的開始著手實現，存乎一心固然主觀，但「動手做」不正是妳強調的實踐精神嗎？羅曉南院長雖然總說自己對新聞史外行，但還是接下舍我紀念館館長一職；溫洽溢老師懷著遲來的懊悔，協助董事長處理《傳記文學》的編務；唐志宏老師完成博士論文後，仍與李明哲老師持續地進行編寫舍我先生年譜的工作。妳花費最多心神與精力的媒體素養推廣計畫，聿清和老余仍耐煩地堅持下去，陳清河與羅曉南兩位院長也義無反顧地支持與教育部的合作關係。若非這麼多人的出手相助，即使我們這些曾受妳庇蔭的學生想接續妳未盡的志業，恐怕也不可得。

妳所掛心紀念館與社發所合辦的新聞史與另類媒體研討會，在賴鼎銘校長、羅院長、阿北與夏春祥老師的幫忙下順利地舉行。研討會上，葉文心教授傳神也精準地將妳對新聞史的想法陳述出來，特別令人動容的是當葉教授說：「原本該是我們倆一起坐在台上，由 Lucie說新聞、我說歷史，但現在只能由我將我與 Lucie的對話向大家報告分享，但我相信 Lucie應當也聽見了！」當下真有種不知妳躲在哪兒偷聽的錯覺，似乎不一回兒妳又會掛著微笑出現在大夥面前。幾位先前在紀念館從事博士後研究的大陸學者，以及一直跟隨在妳身邊蒐集與研究老先生史料的明哲與志宏，都貢獻出精闢的論文在會議上發表。而且出乎意料地藉著會議之便，還促成舍我紀念館與中國新聞史學會輪流舉辦民國新聞史研討會的共識。今年三月我們就要出發到北大舉行這研討會，在舍我先生的母校討論他的種種，這或許是妳沒預想到的成果吧！

先前在討論這場由紀念館舉辦的研討會時，妳原本打算自個兒邀請葉文心、李歐梵教授來當論文評論人，當時我期期以為不可，深怕我們這群不學無術的後生晚輩壞了妳的名聲。但這回為了去北大，我們這群不長進的學生，倒是認真的思考起該從怎樣的新角度處理舍我先生與新聞史研究，特別是妳所關心的新聞與現代性究竟是如何交互影響的問題。我們聚在一起各自說出與妳最後的討論，拼湊出妳的問題意識與思考脈絡。我告訴大家妳如何嘗試從新聞典範這概念，以文化史為借鑑開出一條與眾不同的新聞史研究。葉子將妳們討論大眾公僕版的點滴轉述讓大家知道，一塊兒揣測妳如何想像舍我先生的讀者想像。韋君則把自己論文研究計畫的審查會，也是妳最後一次學術演出的實況，完整地實況重播。

帶著遺憾的國富，來不及向你報告田野的溦紟與楊潔，利用整理妳的藏書、講義、筆記的機會，也從中悟出些道理來。特別是國富拉出一條思考軸線，要我們注意為何妳也關注現代性？與其他人討論現代性的差別何在？時空概念的變化是現代性的特徵之一，但在新聞史的脈絡下似乎只注意時間而忽略空間，如果關連上妳早先關切的國際流動與移民，新聞與空間又有怎樣的關係？是消弭還是促動國族的界線？在討論這許多的可能性時，才驚覺芝加哥是妳學術之旅的起點，在妳書架上還放著記者出身、之後執教於芝加哥大學，並且是最早從事移民與報刊研究的 Robert Parker的文集。難道創辦《四方報》這樣一份專屬移民報紙的念頭，老早就在妳心裡許久？

但總不免抱怨起妳來，老早就催促妳該捨棄些雜務，花點時間整理自己的學術論著、寫回憶錄，也就用不著我們這般費力地拼湊妳的足跡。妳可知道自己留下的田野筆記、訪談錄音，以及各類統計的數量有多龐大嗎？那可是得花上好一段時間才能理出頭緒的資料。所幸學校願意原封不動地保留妳的研究室，讓這些珍貴的資料有了棲身之所。熟悉妳研究脈絡的曉鵑，找來王志弘老師幫忙，準備將妳曾經發表在外國學術期刊上的論文，翻譯成中文出版論文集。而且還在曉鵑和阿北的聯繫下，社發所在去年六月以妳之名舉辦另一場研討會，不只找來許多台灣的社會運動與另類媒體工作者參與，也從美國找來只聞其名、不見其人的老學長，以及自中國遠道而來，早在一九八○年代即與妳從事交流互動的社會學者，補上那塊我們所不熟悉的妳。

John Liu與 Alvin So兩位老學長的談話，讓我們重溫作為老師的妳：妳所提供的工讀機會與研究經費、「把圖畫出來」、被質問到啞口無語的困窘，是不分世代、國籍與性別的普遍共同經驗，一個屬於 Lucie學生的集體記憶。小蔡則將妳與六○世代關連起來，帶我們進入只在電影與小說中聽聞過的場景，理解到是在那樣激烈翻轉的衝擊與親身體驗中，讓妳擺脫自己的階級侷限，投入到台灣所陌生、乃至排拒的左翼實踐路線。也正因為這種陌生的經歷，讓妳難被台灣學界歸類，甚至視為異類。就像這些年來妳在世新推動媒體識讀、多元文化課程一樣，不熟悉妳的人認為這無非是海歸派學人的天真浪漫，而忽略在這極端主流化概念的背後，早已被妳偷偷置換為充滿顛覆意義的實踐理念，不再只是空洞無力地呼籲尊重與包容，更是主動積極地改變社會中充斥著武斷霸道的文化判準。

也如同這麼多年來妳獨自面對董事會的壓力，但仍舊堅持《立報》、《破報》與《四方報》的持續經營，為的不只是延續舍我先生辦報的職志與說話的願望，而是讓想說與不能說的人及團體能從被聆聽開始，得到更多的理解與承認。《立報》的游婉琪在去年底獲得內政部優質新聞獎，平面媒體即時新聞類的殊榮。妳也許質疑這種主流價值的評比，但我們也只能以這樣極為俗套的方式告訴妳，許多曾被妳影響與啟發的人，仍在各自的領域中默默前行。在紀念妳的研討會上，我們將一場討論另類媒體的主題定名為「活著就好？」。還記得在討論這場次的規劃時，妳不斷提醒我們思考一個問題：另類媒體為了持續經營與存活，到底得付出多少代價？為了爭取經費與廣告，得犧牲多少自主性？另類媒體的存在難道就只是持續出刊？妳的問題總是大哉問，我與國富始終沒法回答妳，問中祥他也只能搔搔頭地說這是個好問題，但最好的回答大概是張正與雲章說的：「不管賺錢或賠錢，《立報》、《破報》、《四方報》都沒有倒閉、繼續出刊，繼續讓弱勢發聲、為弱勢發聲。」

《傳記文學》也一樣，以前總認為妳接下傳記，為的是文化傳承的信念，以及妳對歷史與文學的個人偏好。但整理妳在美國從事華裔婦女口述史的研究檔案後，逐漸猜想大概是出於重新書寫歷史的雄心妳才願意接手維繫。在社會學研究中，妳所在意與關心的始終是「沒有歷史的人」，但這些人、這些事，當真沒有歷史嗎？歷史究竟是由誰書寫？歷史的軌跡由誰刻畫？討論新聞史的時候，妳特別偏愛一篇談論十九世紀末美國報童處境的論文，固然是令妳想到舍我先生創辦報童工讀學校的計畫，但何嘗不是妳已思索到歷史除了英雄的史詩篇章外，還存在著操煩世俗的庶民基調？你接手後，在內容上慢慢地增加庶民歷史，那些被忽略的日常生活。

以前，因為太過親近而忽略妳的故事；如今，卻因無法靠近而拼湊妳的傳說。我們從各自的記憶捕捉片段的妳，以不同的色彩將妳定格在最燦爛的時光。妳的好友殷允芃，花了一年的時間用心地將妳的故事拍攝成紀錄片。但妳的不在，卻仍持續地吞噬著我們。一回妳問起我最近念些什麼書？那時正重念布希亞的意義內爆於大眾，妳問我是否知道 mass的原意就是一團混濁不明的塊狀物，並說醫生也用 mass形容癌細胞。當時驚訝於妳對自己身體健康的釋懷，現在卻惶恐於妳的點點滴滴。一年已逝，我們還是無法掙脫回憶的黑洞，任由妳的瑣碎叨唸像癌細胞般地蔓延。

（傳記文學585期，2011年2月號）

副書名：Lucie的人生探索

公視頻道獨家首映 ﹝綿延的生命─Lucie的人生探索﹞記錄片

播映時間：1/23(日) 下午5:00 (首播)

1/23(日) 晚間11:30(重播)

天下雜誌出版 新書資料 出版日期：100年1月18日

書名：燦爛時光

報價日期：99年12月22日

副書名：Lucie的人生探索

書系：Woman Pioneer

書號：BCCP0001P

條碼：9789862412534

作者：林秀姿

定價：280元

開本：14.8×20.5cm

頁數：248頁

ISBN：978-986-241-253-4

CIP：783.3886

印刷：單色

裝訂方式：膠裝

責任編輯：施如芳

封面設計：李男

書籍重點

「每一個人都有力量，只看如何學習去運用！」

成露茜對人生的好奇和探索，從未停過，

還不斷用驚嘆號挑戰、啟發和鼓舞年輕人，

「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去做就對了！」

學生的革命火燄燃遍美國校園的七○年代，她在UCLA，開創了女性主義、少數族群、階級差異的亞美研究先鋒；

政治解嚴、社會運動橫掃台灣的九○年代，她開辦另類媒體，鼓舞熱血青年，讓弱勢說話，幫移民、移工發聲，推動社會改變；

她最喜歡說：「這件事情從來沒有人做過！」

由全球到在地，由知識到行動，由歷史向未來大步邁進，

成露茜以不被分類的時空軸線，編織出燦爛人生。

洪蘭、曾志朗、高承恕、張曼娟、陶晶瑩、張鈞甯  感動推薦！

新書折口回函，即贈送50分鐘記錄片DVD﹝綿延的生命─Lucie的人生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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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日) 晚間11:30(重播)

內容簡介

當UCLA為來自台灣的她降下半旗，

很多人才開始問：「成露茜是誰？她做了什麼？」

成露茜出身世家，留美時卻同時打五份工；

無人看好她的華裔婦女研究，卻成了亞美研究開山之作；

頂著UCLA教授的頭銜，卻深入中國僑鄉long stay；

她有頂峰的學術地位，卻從不炫耀自己的知識；

她對父親行誼念茲在茲，卻不提自己巨大的身影；

她是資產家的女兒，卻終生努力讓弱勢發聲。

她堅信「每一個人都有力量，只看如何學習去運用！」

他常說「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去做就對了！」

相信自己，你將體驗自己創造的燦爛時光。

成露茜為知名報人成舍我的女兒，親身經歷父、兄、姐、妹因個人對信仰、選擇的不同，走上戲劇性的道路；

學生的革命火燄燃遍美國校園的七○年代，她在UCLA，開創了女性主義、少數族群、階級差異的亞美研究先鋒；

她也是打開中國神祕面紗，促成中美學術交流的第一人，

當父親召喚她回台灣接掌世新，她放下美國UCLA大學的教職，以及婚姻，回國全心投入學校改制，

並排除萬難，創辦了無前例可循的「社會發展研究所」，堅持將社會科學理論實踐於台灣社會。

在政治解嚴、社會運動橫掃台灣的九○年代，她辦立報、破報、四方報，

鼓舞熱血青年，讓弱勢說話，幫移民、移工發聲，推動社會改變；

成露茜的人生謝幕，她的影響力卻依舊無窮無盡。

她對人生的好奇和探索，從未停過，還不斷用驚嘆號挑戰、啟發和鼓舞年輕人：

「努力做自己想做的！」「去做就是了！」

她最喜歡說：「這件事情從來沒有人做過！」

由全球到在地，由知識到行動，由歷史向未來大步邁進，

L成露茜以不被分類的時空軸線，編織出燦爛人生。

「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去做就對了！」

相信自己，你將體驗自己的燦爛時光。

洪蘭、曾志朗、高承恕、張曼娟、陶晶瑩、張鈞甯  感動推薦！

成露茜教授「綿延的生命-Lucie的人生探索」紀錄片預告（http://www.youtube.com/watch?v=zS95r-5s3Zg）

新書折口回函，即贈送50分鐘記錄片DVD﹝綿延的生命─Lucie的人生探索﹞

公視頻道獨家首映 ﹝綿延的生命─Lucie的人生探索﹞記錄片

播映時間：1/23(日) 下午5:00 (首播)

1/23(日) 晚間11:30(重播)

作者簡介

林秀姿

媒體工作者， 從事媒體工作約九年，採訪與書寫過的人物從政要企業大老闆，到路邊攤老闆與一般小市民。

推薦人

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  洪蘭

行政院政務委員  曾志朗

逢甲大學副董事長/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高承恕

知名作家  張曼娟

主持天后  陶晶瑩

知名藝人  張鈞甯

目錄

發行人語  紀念一個人的方法                  殷允芃

01 愛是有條件的

02 不當二流的成舍我

03 潤滑劑的母親

04 哥仔的出走

05 我要我姐姐

06 同時打五份工的留學生涯

07 她們也是歷史：震驚學界的妓女研究

08 真正的女鬥士

09 中美學術交流的先行者

10 革命不老

11 讓弱勢發聲

12 跨國界的人

13 沒有晚年

附錄  原來我才剛要認識Lucie：專訪UCLA副校長Claudia

成露茜年表

發行人語

紀念一個人的方法 殷允芃

我總叫她成露茜（按照她的堅持，要唸成露西），連名帶姓的，三個字一起。

那個時代長大的人，好像都有這個習慣，有一份親切，更有一份平等，交往和稱呼不需要什麼頭銜。

成露茜喜歡稱自己是一個跨國界的人，a transnationalist，其實她越界關懷的範圍，不只國家，更包括了族群、性別、階級、年齡。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雖然她是一位學養豐富、十分有趣的朋友，但認識了她十八年，卻很少聽她提起過去的豐功偉業或成就。

直到二○○七年，她生病開刀後出院，躺在家中床上。我努力說服她，做一些口述回顧，由她擬定章節題目，我每週六去訪問一個小時。六週後，她體力恢復了，就忙著去工作，中斷了訪問。

在訪談中初次聽到，七○年代，她在洛杉磯加州大學力排眾議及種種壓力，所做的十九世紀早期移民華裔妓女研究。這篇震驚亞美學界、開天闢地的研究論文，工程十分艱鉅，追蹤調查的過程精彩宛如電影。

訪談中，她也提到當年在美國她得「女鬥士」獎的時候，對來訪者侃侃而談父親成舍我對她的影響。直到被問起：「那妳的母親呢？」她才反省到做為倡導女 性主義的社會學者，她怎麼也沒能跳出社會的制約，忽略了一生守護兒女的母親的重要。在洛城唐人街訪談華僑奮鬥史時，她霍然發現，為什麼受訪的華人婦女，總 是談先生、談兄弟、談兒女、卻總不談自己？她因此特別號召了六位年輕女學者，重新訪談，寫出了「聯結我們的生命」華裔婦女史，成為美國婦女研究的教科書。

女人是不是都不喜歡談自己呢？連成露茜也不例外？

這本小書，《燦爛時光》，和紀錄片〈綿延的生命－Lucie的人生探索〉，希望能稍微彌補這個不足。

感謝林秀姿，她因一次二小時的深入訪問曾和Lucie結緣。寫這本書她曾花了許多不眠不休的夜晚，耙梳各種文字和錄音檔案。

也感謝羅儀修、林麗芳、蕭錦綿倉促組成的影視團隊，和我一齊到洛杉磯追拍當年Lucie的合作伙伴和工作足跡，重訪Lucie駐足過的太魯閣和台東太麻里海邊，並從許多照片、錄音、和錄影檔案中，選集剪接成記錄片，儘量讓Lucie原音重現。

紀念一個人，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讓她的精神可以持續。

我希望，這本書，只是一連串女性書寫的開端。

(作者為天下雜誌群董事長)

內文試閱

第一章  愛是有條件的

1950年1月14日吃飯8.0、冰2.0、電話0.5…

16日牛肉亁7.0、郵票0.4、姐借10…

2月8日爸給20、車錢10…

11日媽給生日禮100、買布55……。

在老舊的抽屜裡，有一本字跡整齊乾淨的收支簿，簿子裡仔細紀錄每天的收入與支出，吃什麼、買什麼、打工賺來存入的錢都寫得清清楚楚，收支簿的封面則寫著大大的字「父親銀行」，那年成露茜才11歲。

每天一早報紙送到成家後，成舍我會仔細讀報，再拿紅筆把重要的報導圈出來，小小的成露茜便在一旁拿起剪刀，小心翼翼把父親圈起來的報導剪下來，然後貼在五乘八的白報紙上，並且分門別類放在特製櫃子裡。

貼一張有一分錢，全都存進「父親銀行」。

那是成舍我寫給成露茜三兄妹的存摺本，一個人一本存摺，紀錄每人的「薪水」，成露茜要用錢的時候就跟父親領錢。

「我們從小學起就要自己賺零用錢，十分羨慕同學與生俱來向父母拿錢的權利，小時候貼剪報，長大一點就幫父親騰稿，他替《自由中國》寫的稿子就是我們抄的，騰稿的報酬高一點，抄五百個字五分錢，很像廉價童工。」成露茜說，每一筆薪水，父親都會清楚紀錄下來，唯一的好處是跟父親銀行領錢的時候，童工們可以理直氣壯，「他從不過問領錢用來做什麼，你賺錢你自己負責，用光了就沒有了，亂用也是你自己的事。」

成舍我的節儉是有名的，他寫給自己數個勵志標語中，「節儉力行」就是其中之一，他用來提醒自己，也提醒家人，但這個標語在成家兄妹眼裡顯得十分刺眼，因為他們不只從小得當廉價童工，成露茜與姐姐成嘉玲讀北一女時，綠制服都洗到發白、黑裙子上都是補釘，成舍我也不願意出錢幫姊妹做新制服，這在高中女同學間是絕無僅有的尷尬情況，所以成露茜對於成舍我的節儉多少有些矛盾的情緒。

不過，這麼小氣的父親偶爾還是懂得給糖吃，誰唱一首歌討父親歡心，就可以吃一顆糖，不然就是考試練字達到標準，就有獎品，再不然，背一篇古文或唐詩，也有零用錢可拿。

獨獨成露茜例外。

么女小露茜可以什麼都不做，就擁有父親獨一無二的專屬獎勵。童年時總是忙碌板著臉孔的成舍我，每天一回到家，就會放下公事包，親暱喊著：「我的小露茜在哪兒呢？」這時候小學三年級的成露茜就會飛奔跑到客廳，迎接父親回家。然後，成舍我偷偷的把小露茜招到書桌前，對著她的耳朵悄悄的說：「爸爸買了你最吃愛吃的花生醬、豆腐干和綠豆糕！藏在書櫃第三格的後面，妳自己去拿……。」父親特地為她藏在書櫃裡的零食，是成露茜住在香港鑽石山童年中最甜蜜，也最得意的秘密。

成露茜從小就明白自己在成舍我心中的特殊地位，所以她當起為父親搖旗吶喊的「粉絲」，學校作文題目「我的父親」，她寫著：「他是一個很嚴厲的人，平常總喜歡板起了面孔，所以後輩見了他，嚇得連氣都不敢喘。他是一個達觀的人，不易受環境的影響，我記得在桂林時，雖然住的是茅草房，吃的是糙米飯，但他還是一樣的作詩。他是很刻苦的人，赤手空拳的創立了北平的世界日報，和新聞專科學校，和上海的立報…」

她愛黏在父親身邊，父親走到哪，她就跟到哪，成舍我和朋友在廳堂、書房談論國家大事，不管聽不聽得懂，她也要搬個小凳子坐在角落旁聽。「我從小就崇拜我的父親，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笑，都是我模仿的對象，跟著他看書、寫字、搖頭晃腦抑揚頓挫地朗誦古文；他愛崑曲，我也喜歡崑曲；他愛散步，我也喜歡散步；他愛吃花生米，我也喜歡吃，總而言之，父親對我的影響簡直無微不至，小時候我常說：『長大了，我要像我的父親！』」

像什麼樣的父親呢？節儉是學了三分像，成露茜的居家生活十分樸素簡單，另外其它七分就是「吃苦努力，一切靠自己」的堅忍不拔吧！成露茜小學畢業時，拿了畢業紀念冊給父親簽字，父親就簽下這兩句話：「吃苦努力，一切靠自己！」讓成露茜從小就明白，如果要成功，就只能靠自己努力向前，父親、哥哥、姐姐是無法幫忙的。

沒有人可以依靠是非常心酸的，但是明明有家人卻還是不能依靠，讓人酸楚中還帶有一點痛苦的難堪。在成露茜眼中，成舍我認為子女跟他沒有很大的關係，他並不欠子女，也沒有什麼應盡的義務，他的錢是他自己的，不會留給子女，子女的錢要靠自己去賺，成舍我只是把他們生下來而已。

成露茜說：「妳要什麼東西的時候，就必須自己去爭取，可是這個爭取，卻不見得會有所回應。就像爭取我父親的愛，妳得不斷去測試、去爭取這份愛。」成露茜從小就深愛父親，想努力討他歡心，雖然小露茜什麼都不做也能獲得父親專屬的小糖果，但這一點零嘴是不夠的，成露茜要的是更大的寵愛，更大的肯定與讚賞。

還有一個重要理由讓成露茜非得努力爭取父親的愛，那就是因為成舍我的「偏愛」，這讓成露茜從小感受到自己在父親心中的地位與眾不同，所以她更想證明自己值得被寵愛。成露茜說：「父親讓我感覺到，你必須要夠好，才值得我去愛你，他的愛不是沒有條件，不是自然、與生俱來的父愛。」那麼，要怎樣才算「好」？要怎樣才值得父親疼愛呢？

「父親究竟喜歡什麼樣的小孩呢？」這個問題時時刻刻都停留在成露茜的心底，千轉百迴的折磨自己、惦量自己。直到小學六年級時答案才揭曉，聖誕節那晚，成露茜玩到半夜才回家，結果被成舍我繃著臉罵了幾句，她就拎著一個小包包離家出走，自己一個人不知天高地厚的從香港坐船到澳門，在朋友家住了六天，最後還大膽冒充廣東中山縣人回到香港。

進門時，成露茜心裡很害怕，她忐忑想著，才小學六年級就敢逃學逃家，這還得了？父親一定急得好幾天睡不著覺，這下子平安回家了，父親鐵定大發雷霆！誰知道，成舍我居然笑嘻嘻的對成露茜說：「小小的年紀，膽子可真大啊！我知道妳一定溜到澳門去了，萬一回來時香港政府不讓妳上岸怎麼辦？這幾天玩得好不好啊？氣消了沒有？」

沒有挨罵，卻換來一句「氣消了沒有？」成舍我的反應讓成露茜大吃一驚，「原來父親喜歡這樣的小孩！」成露茜發現了，「父親喜歡他的小孩子很獨立自主，很認真做事，追求自己的目標的小孩子。」成舍我不喜歡唯唯諾諾或是調皮搗蛋的小孩子，他要小孩子自強不息，「我知道我後來做的很多事情都跟這有關，我討好我的父親，讓父親知道我是個獨立的人。」

因為成舍我自己也是這樣的人，在中國辦報、辦學，他都堅持獨立自資，寧願抵押房子、省吃儉用也不願意接受政府或權貴的好處，如此一來才能當個真正獨立自主的報人，二戰期間情勢混亂，即便面對汪精衛的逮捕與施壓，還能堅定不順從地說，「我，成舍我可以當一輩子的記者！你，汪精衛卻不能一輩子當行政院長！」

在台灣辦學也如此，他從一間簡陋的教室開始辦起，堅持不拿政府補助，反而拿自己當立委的薪水補貼、省東省西地辦學，在白色恐怖年代庇護許多異議份子，台大哲學系事件的王曉波、因為寫文章遭多所大學封殺教職的李筱峰都曾接受成舍我的照顧。成露茜印象深刻的是雷震案爆發前夕，成家門口都是便衣走來走去，全家籠罩在風雨欲來的恐懼中，但那股繃緊神經的恐懼不是害怕，成露茜心中覺得：「我的父親真是了不起！」

成露茜形容，成舍我很勤快，早上四、五點鐘起床，聽廣播學英語，然後上班，晚上回來就是練字、寫文章，看書一直到半夜，直到八十多歲高齡，仍留著早起學英語、練字的習慣，「我幾乎看不到他休息，總是看到他在做事，這無形中告訴我們『自強不息』的精神。」這位中國近代史的知名報人成舍我，帶著特立獨行與傳奇色彩，成露茜不只是崇拜，更想挑戰超越，「他做得到，我也可以做到！」

…第七章…

她們也是歷史：震驚學界的妓女研究

在成露茜台北的書房裡，有好幾個長盒裡擺滿劃了格子的卡片，泛黃的3×5吋卡片上，密密麻麻寫著姓名、年齡、時間、地址、職業，整齊的筆跡寫滿了4000多張卡片，每個姓名，都來自美國加州許多小鎮郊區的墓園或人口普查的檔案，這是她從成千上萬個錯落矗立的墓碑上，以及鎮公所地下檔案室裡抄下來的資料。

那些都是早期華人婦女的名字，其中許多職業欄寫著「妓女」。

舊金山的傳教士忙著幫這些妓女「從良」，讓她們去摘蘋果，希望她們不要繼續從事「下賤」的娼妓工作，但後來有些人卻選擇重操舊業。成露茜解釋，對那些人而言，她們可能認為：「摘蘋果的生活，不見得比當娼妓來得好！」

每個人都罵她，左派罵她，右派也罵她，美國白人罵她，華人也罵她。

有人罵她：中國有幾億人口可以研究，妳偏偏要研究娼妓？這算什麼學術研究？妳根本自毀前程！

也有人恐嚇她，打電話、寫hate mail，威脅她這份報告不能發表，否則會讓在美國社會有頭有臉的華裔後代大大丟臉。

但成露茜不為所懼。

成露茜四十歲時在芝加哥大學期刊「Signs」發表了這篇飽受爭議的婦女研究＜Free, Indentured, and Enslaved: Chinese Prostitutes in 19th Century America ＞（自由、賣身和成為奴役：十九世紀美國的華裔妓女），這份驚世駭俗的研究在保守的學院環境裡投下火光四射的震撼彈。

她以紮實的實證資料描述了華人妓女的處境與生活，她要告訴每個人：「娼妓不是沒有力量的。」人雖然有其極限，但也不是無能為力的軟弱蟲，成露茜不把娼妓看成受害者，她從研究中看出有些華人婦女當娼妓，是自己經過盤算後做出的決定，這個「選擇」開展她們的利益，而且成功了。

「今天若沒有人幫這些妓女做研究，就永遠沒有人幫她們講話了。」成露茜不只為這些娼妓講話，她還研究華人娼妓館的出生率，計算出每個娼妓在美國生了多少小孩。無怪乎這篇報告一發表，華人界一片嘩然。

事實上，起初成露茜並非針對華人妓女進行研究，而是長期研究亞裔移民之後，發現學術界怎麼都是研究男性移民，女性移民資料卻十分短缺。「那些婦女都到哪裡去了呢？」具有女性主義意識的成露茜於是開始著手調查華裔婦女的原始資料，她想知道，早期從中國移民到美國的女性分布在哪些地方？從事何種工作？過怎樣的生活呢？

坐在磚造的校園圍牆裡，是想不出答案的，成露茜到UCLA沒幾年，就決定走出校園進行田野調查，彷彿偵探一樣抽絲剝繭，拼湊起這些女人的故事。

她在七○年代中葉，利用大學教授每六年可有一年的休假，和丈夫Eddie開著車，閃過好萊塢的車水馬龍、時髦的建築物，她開進郊區偏遠、沓無人跡的墓園，走進鄉鎮公所的地下檔案室，找尋那些一八五○年代以後，中國移民女性的紀錄，一筆一筆地抄下陌生的名字。

「做這個研究真的很辛苦，我花了一年時間，開車從南到北，走遍每一個城鎮的大大小小墓園，一個小鎮停幾天，然後查查查，查完再到下一個鎮，有時候看幾萬個名字，只能找到一個中國女人的名字。」成露茜形容，有些名字十分難辨識，因為中國女人常取名「阿x」或「阿o」，須經過交叉比對各家生、死、婚配的檔案資料，才能確認誰是誰。到了十九世紀，每十年才有一次人口普查，必須要累積足夠的資料檔案，才能判別誰和誰是同一家族，再進一步從族譜中比對出個人資料。成露茜不眠不休地到數十個圖書館，看遍了一百多卷微縮檔案，抄寫美國人口普查資料。

她很驚訝地發現，在一八五○年代，「女性移民的確很少，而且多數都是妓女，十九世紀時從事妓女工作的佔百分之九十，一九一○年以後，只佔百分之五十，逐漸減少，那些人都跑哪去了？有些是逃走了，跟愛人逃走，或是被贖身組成家庭了。」為了拼湊這些早期女性移民的生活網絡，成露茜發揮了滴水穿石的毅力。

那個年代很少有女性社會學者願意走出校園，進行這種吃力的田野調查。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研究所的所長葉文心形容成露茜是個「無懼者」，是個「極有想像力，吃苦耐勞的研究者」，她說：「露茜做學問不憑空想像，尋找材料與調查材料絕對身體力行，不管天冷、天熱，她無懼各種環境的考驗，非得找到她所要的材料不可，她真的是非常勤奮的研究者。」

成露茜有著無比尋常的熱情，對於未知世界有強烈的好奇感，從小她就喜歡閱讀武俠和偵探小說，做學術研究也是如此，越複雜、有挑戰性的案情，對她來說越引人入勝，所以她勤奮、堅忍，充滿毅力，為了想找到更多的資料，她支撐過一年以上田野調查的艱辛，非要拼湊出真相不可。

四千多筆得來不易的華人婦女資料，呈現了十九世紀中國華南移民過程中，女性在西方資本主義與中國男權體系雙重約制下，淪為娼妓的故事。成露茜並非刻意標新立異，她耙梳了這四千多名女人的故事，歸納出「真相」。成露茜在論文中批判中國人蛇集團，如何非法運送台山地區的婦女到美國從事性交易，揭露中國華裔少數族群，在美國社會進行自我剝削的醜陋面，以及中國城的各類「堂口」如何和當地警察合作掩護非法。成露茜也強烈批判十九世紀的美國資本主義社會，如何剝削中國妓女來促進資本積累。

這篇論文舉證歷歷，彰顯了華人娼妓的個人生命史，成露茜認為她們即使淪為娼妓，也不是個個都是附庸在男人底下的可憐蟲，「我研究她們賺多少錢，這些錢如何分配，她們生了多少小孩等等，我單純把娼妓當成一種工作。」

最引發爭議的是，在那個美國少數族群開始爭取平權的時代，許多自認進步的學者都強力捍衛少數族群的純潔與健康形象，結果這位少數族群、亞裔女性學者卻和他們大唱反調。成露茜甚至公然挑戰某位營救華人娼妓的知名傳教士的說法，「這位女傳教士拯救了華人娼妓後，跟加州的農場簽約，讓這些娼妓到農場去摘蘋果，這位傳教士形容這些婦女現在做很乾淨的工作：早上四、五點就要起床去摘蘋果，吃過中飯後下午又去摘蘋果，工作到晚上五、六點，然後吃晚飯休息，雖然很疲倦，但覺得很乾淨很正常，心情很愉悅。」

成露茜指出：「最後她發現，仍有許多婦女逃回妓館做娼妓，便因此批評這些中國婦女很下賤。」對此觀點，她感到不以為然，她認為妓女並不只是無能為力、軟弱的「受害者」，遭遇到特殊環境背景的壓迫時，有些妓女會試圖做出對自己有利的選擇。

成露茜在論文中強烈反駁這位傳教士的論點，她把「娼妓」以及「摘蘋果」兩個工作進行比較分析，計算兩個工作的強度，成露茜說：「摘蘋果那麼累，這樣的生活真的就是很好的生活嗎？娼妓或許不是很好的工作，但有人不願意去摘蘋果，要去當娼妓，並不等於她想自甘墮落，這是一個兩相權衡下的考慮，不應用道德判斷來箝制別人。」成露茜女性主義社會學者的立場在論文中表露無遺。

從性別、族群、階級的角度切入，這篇研究可說是成露茜的成名作，也是日後她被引用最多的文章，成露茜說：「發表這篇文章之前，還接到許多恐嚇電話、恐嚇信件，他們威脅我不能發表，否則丟華裔的臉，他們痛罵我說：『以後人家都會以為華人都是妓女的後代』。這篇文章也讓我跟很多人翻臉，一個研究中國的知名學者就跟我說：『中國幾億人口妳不去研究，妳去研究那幾千個人，放著ABC這種大問題不去研究，偏要去研究xyz，自己跟自己過不去，研究這種題目沒前途。』」壓力如潮水般湧來，成露茜仍毫不避諱地把華裔性工作者的問題直接帶入學術殿堂。

人，最重要的還是面對自己。面對自己的疑問，然後找出解答。

「我沒有理他們，你覺得這種題目沒有前途，但我覺得很有前途。十九世紀在美國的華人妓女也是歷史的一部分，不能因此就不寫這些人的生活故事。」這份論文歷久彌新，數十年後的今天，它已經成為亞裔研究及婦女史上的開山之作。回想當年遭受無理的辱罵，成露茜並不覺得委屈氣憤，反而露出自信的笑容說：「選擇你想寫的，你想了解什麼，就去研究。自我獨立很重要，不要去想寫什麼論文會有什麼出路。只要努力去做自己選擇的、自己想做的，就會成功。」

※本文摘自：天下雜誌出版《燦爛時光》第七章內容

Remembering LucieMin Zhou, Ph. D.I knew Lucie back in the late 1970s, 1979 to be exact. I was a sophomore at Sun Yat-senUniversity, one of the very first universities in China to receive sociologists from theWestern world. Lucie was among the first group of American sociologists who came toChina to help rebuild sociology and other social science disciplines that were abolishedfor their anti-revolutionary or bourgeois tendencies. At that time, sociology was just asforeign as the Westerner’s white skin, tall nose, and curly hair. I was one of the studentvolunteers as interpreters for the group. I still vividly remember that day when theAmerican delegation arrived on campus. When Lucie got off the bus, at first sight of her,we girls literally dropped our draws, had our eyes wide open, and stared at her incomplete silence. What a beauty? Here, among many strange looking faces in Westernsuits, Lucie stood out with everything from head to toe for which we girls secretlydreamed—her dress, her high heela, her jewelry, her made-up, hairdo, her talk, her walk,and her move…Imagine this was still the time when military uniform, a symbol of revolution, was themost admired clothing, when army green and navy blue were the most popular colors,and when girls were forbidden to wear any makeup nor jewelry and were allowed to haveonly two hairstyles: short hair cut just below the ears or two short brushes.Lucie instantly became an object of admiration for young college students, especially foryoung women. We were totally fascinated by her; we wanted to be her, a beautifulwoman first and foremost. She was simultaneous inspirational—a sociologist from aworld-class university in America—a Chinese, a woman! We wanted to be her, a scholarstanding out amidst White people. She was the one who opened our mind to manyunthinkable possibilities: In America, it was possible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live offcampus and to share the same apartments; it was possible for a Chinese immigrantwoman to become a first-rate university professor.Lucie, you will be in my heart forever.Min Zhou, Ph. D.Professor, Sociology & Asian American Studies, UCLAWalter & Shirley Wang Endowed Chair in US-China Relations & Communications,UCLA

REMEMBERING LUCIETritia Toyota, Ph. D.Lucie and I met through mutual friends while I was still a working journalist. Luciedemanded that I give her tips on make-up. What endured after I did that was a friendship that lasted fornearly 30 years—her passing will not change that.When I decided to finish my graduate work, Lucie said, “do it!” We had a lot of conversationsover the years about social science, about Asian American Studies and the ways she wanted to enlargethe framework about how people inside & outside the academy saw Asian America. In this she was notalways supported. But Lucie always went her own way.In retrospect I can see that she always realized the importance of racial history—as a youngimmigrant living in Hawaii, she told me how she experienced first hand what this meant to AsianAmericans.In the 70s & 80s Asian America was being transformed by new immigration, Lucie saw & wroteabout this, especially globalizing labor. But she also contextualized the newer labor within its historicalcommunity roots. For her prescience I will always be grateful. She helped me make sense out of my ownacademic pursuits.True to her desire to promote both a transnational and transpacific outlook, Lucie invited me toteach anthropology & Asian American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her father founded in Taipei. It was awonderful opportunity for me to teach and to meet Lucie’s family and many friends. We also begancollaborating on one of our mutual interests—comparative work on US & Taiwanese journalism. In 2006,Lucie dedicated her father’s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the museum honoring his work—an emotional &touching ceremony that culminated many months of incredibly hard work by Lucie who was ill eventhen.Her father’s practice of journalism was the subject of the last paper she delivered in the U.S. at aconference at Berkeley last spring—a careful repositioning of his activism as a highly independent publicintellectual in Taiwan. While she was here in LA before leaving for Berkeley, we spent time trying for amore accurate description of Cheng She-wo & his life work. Much has been written about this giant inprint journalism in Asia—Lucie’s aim was a more careful and nuanced rendering of his deep desire formass information available to everyone in the community. Community was always an important conceptfor Lucie, wherever she found it. She would say that her father very seldom indicated approval, but Ithink he would have been pleased by his youngest daughter’s interpretations.Lucie was demanding of her scholarship and others’, and demanding of her friends. But I thinkthat’s how people are, who are so passionate in what they care about & believe. Beneath that passion wasalso fierce loyalty, a wonderful willingness to laugh about herself and that other side not many peoplesaw—what I often called her—a ditz.She would be embarrassed about this tribute but secretly really pleased. I miss her in so manyways but I am heartened that what Lucie so strongly believed in will endure.Tritia Toyota, Ph.D.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Departments of Anthropology & Asian American Studies, UCLA

Remembering Professor Lucie ChengPaul Ong, Ph.D.I had known Professor Lucie Cheng throughout most of the quarter century that I havebeen at UCLA, as a friend and colleague. Far more important, she was a mentor during myfirst year out of graduate school as a very green post-doctoral fellow and then as a freshlyminted assistant professor. Her approach was to throw as much in my direction as possible,always one step beyond my comfort zone as a way to pull me along my career. A littlefrightening and often filled with uncertainty, but I am forever grateful for that experienceand training. She was both supportive and constructively critical, and her support of otherswas not readily apparent because she was not one to claim public credit. My admiration forher runs deep because she was intellectually and personally dedicated to making UCLAand Asian American Studies agents for progressive social change, a devotion that latertook form as her own Graduate School for Social Transformation Studies at Shih HsinUniversity. I remember a conversation about retirement many years ago, and how shethought it was such a foreign idea. Lucie was engaged in so many different ways andarenas, and we are all the richer because of her drive, energy and contributions. I willgreatly miss her.Paul Ong, Ph.D.Professor,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Professor, Asian American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Claudia Mitchell-Kernan

My deep affection for Lucie Cheng grew out of my admiration for her. Each time we had a chance to have dinner together in recent years, my pleasure in her company always reminded me of how much I missed the more regular contact we enjoyed in our beginnings at UCLA. Although Lucie was only a few years my senior, I looked upon her as a mentor back in the mid 1970s, when we were directors of the Asian American Studies Center and what was then called the Center for Afro American Studies. She was often the person I turned to as I struggled to grasp the complexities of our shared situation.

As leaders of organizations that had burst onto the academic scene in the late 1960s, we were now trying to find a path between the political activism of our founders and the necessities of achieving stature in the UCLA community while maintaining fidelity to our mission. Lucie could always be counted on to confirm or challenge the wisdom of a decision I was about to make, to point out the nuances of various approaches, and to suggest the probable sequels to one or another course of action. While she tended not to press her views, she was very open when questioned and supported her views with thoughtful reasoning.

Lucie was an astute observer of people and what was going on around her, and I remember being struck by the fact that even when she was expressing disapproval, she tended not to be personally harsh in her disagreement but rather to contextualize the actions of others and to consider the interests that were in play on all sides, as much as her own. I thought her wise beyond her years, and as I learned more about her life and politics, it became clear that her wisdom was at least in part experientially based in some of the great events that have shaped the modern world –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forces of nationalist and communist China and the rapprochement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My sense of Lucie is that she was always looking ahead and moving forward, and in this, I believe we were truly kindred souls. As I faced my own existential crisis a decade ago and as she experienced hers in recent years, our conversations nevertheless were about our plans for the future, projects we hoped to undertake or had already set in motion. Of course, Lucie couldn’t control her father’s illness and his passing, but while these events changed the direction of her life, it struck me that they represented mostly a new context in which Lucie went forward with the same intentionality that was her customary way. The map might be different, but the compass was the same.

At dinner about two years ago, we talked a lot about her newspaper and the chairs on social transformation she had established at her university. She was particularly proud of her newspaper. While she felt that some saw her new directions as unrealistic at first, she was determined to move her ideas ahead into other languages to serve communities whose voices were seldom heard in the public sphere.

At our last dinner together in August 2009, we talked about doing a book together. We also talked about the 4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of the ethnic studies centers, which was then just beginning. Certainly, the growth and success of the centers we once led underscored our shared view that we were not powerless in the face of forces that many people regard as impersonal, propelled by an internal dynamics and momentum that defy intervention. We were both believers in the potential efficacy of our own actions. We shared the view that life—particularly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were shaped by the decisions of people and policies intended to underwrite the interests of some and to ignore or marginalize those of other groups. We both cared deeply about issues of inequality and shared the belief that where we stood in the present was not inevitable. Although neither of us was naive about our capacity to change the world, we felt strongly we had a responsibility to try to change things for the better.

I was a bit frightened at that dinner when Lucie talked about a few bequests she was planning to make, as it clearly signaled to me that as always, she was planning ahead and moving toward a future, even though that future might be limited in length. Perhaps a bit more sharply than usual, I felt that the long separations between our visits were lost opportunities to enrich my own life and to continue to learn from her. She left her influence on me personally,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UCLA and scholarly communities, and in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renas. Hers was a truly purpose governed life.

Claudia Mitchell-Kernan, Ph. D.

UCLA Vice Chancellor Graduate Studies

Dean, Graduate Division

Lucie Cheng: Ahead of Her TimeRussell C. Leong, M.F.A.Lucie Cheng was a person whose research was ahead of its time, as she herself was aperson ahead of her time.I remember in the early 1980s she, together with Renqiu Yu and Liu Yuzun had donework on looking at the Sunning Railway in Guangdong, one of the very few railways inpre-1949 China that was built with money from overseas Chinese, most of whom werefrom America. Lucie Cheng was one of the few Chinese American scholars, besidesHim Mark Lai and Wang Ling-chi, who were truly bilingual and could use primaryChinese-language sources.At that time, she had given me the article to edit and to put together her footnotes,which needed to be done in romanization, or pinyin for the journal. My romanizationwas not good, and so I grudgingly did the footnotes and so forth, but in the process Iactually began to improve my Chinese–as I myself had learned a different system ofspeaking and writing in Taiwan where I had studied.Through small daily experiences working with her and her colleagues on various U.S.-China related projects for over a dozen years, my sense of "linkages and boundaries" theterm she coined, began to create new linkages and resonances in my own work, bothwith Amerasia Journal and even in the stories and poems I later wrote.As well, working with her gave me a better sense of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s between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Chinese Americans and the Chinese in other countries.So through her example, through work and experience, I became better at what I did,though I did not know know this or recognize it at the time.Her strong character and toughness also taught me a few lessons, and I am sure shewould have laughed heartily if she had known that I often had to refer to Sun Tzu’sfamous treatise on "The Art of War" to work with her at times! We did not alwaysagree, but we did agree that each other was worth dealing with in order to get the jobdone. Lucie was a complex mixture of idealism and pragmatism, and she taught me,and countless others, a great deal about life and politics in her unique and inimitableway. I’d like to end my thoughts with a line from the poet, Rabindranath Tagore: "Welive in the world when we love it."Lucie did love the world she found herself in. And so she never tired of studying theworld, its tugs and tides, its 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s. Thus, who could ask foranything more?Russell C. Leong, M.F.A.Editor, Amerasia Journal, UCLA Asian American Studies CenterAdjunct Professor, English and Asian American Studies, UCLA